前言：当财政被战争撬动，彩票很少只是娱乐。它往往在极端时刻诞生、成形，并以“自愿税”的面貌进入公共财政。围绕“历史上第一张彩票”的争论，实则是对国家如何在战争压力下进行现金流创新的追问。本文以极端案例切入，解析这一工具的起源与其背后的战争融资逻辑。

要称得上“第一张”，至少满足两点：公开发行、服务公共目的。15世纪低地国家的城镇（如布鲁日、根特）为加固城墙与救济贫民而发售市政彩票，既有明确的“公共财政”用途，又嵌入边境紧张下的城防诉求。换言之，早期“彩票起源”并非游艺，而是战事阴影中的城防基金。

极端案例更清晰地揭示逻辑：1694年，英格兰为对抗路易十四，推出“百万彩票”，把年金与抽奖合一，形成一种国债—彩票混合体。它通过较低门槛吸纳广泛资金，用“中奖希望”覆盖利率与风险溢价，迅速筹措战争经费；而且把部分财政不确定性转移给持票人，等同于以娱乐叙事包装国家信用。

这种战争融资之所以奏效，有三条可验证的机制链：

• 自愿税与心理溢价：以大奖叙事替代强征，让民众在风险偏好中“主动缴纳”。
• 广谱动员与价格歧视：小额面值票据汇集分散储蓄，扩大募资面。
• 现金流前置与风险转移：以未来税收或贸易红利做背书，将今日财政缺口前移弥补，同时把收益不确定性分散到社会。

从低地国家的城防彩票到英格兰的“百万彩票”，我们看到当安全威胁临近、税负上限逼近时，彩票迅速从娱乐工具跃迁为战争经济的募资装置。它让国家在不显著提高名义税率的情况下，完成大规模资金动员；也让公众在“希望”的叙事里参与非常态财政。由此可见，“历史上第一张彩票”并不是单一时间点的物证，而是战争与财政博弈中不断被重塑的制度发明，其本质是把税与债以抽奖的方式整合，服务于公共财政与国家安全的双重目标。